发自都江堰——四川地震将许多孩子掩埋在教室中的废墟之中，那些失去了孩子们的父母，将哀悼仪式变成了抗议和声讨的会场，迫使官员关注起因公立学校的劣质建筑而日渐增长的政治反响。

据估计，大约有1万名儿童丧生于此次地震中。这些孩子的家长，一反平日面对政府官员时的小心谨慎，为倒塌的学校而变得愤怒万分。一些穷人孩子所在的学校在地震中化为废墟，而不远处的政府机构和许多精英学校却在5.12地震中幸存下来，许多家长说当他们得知这一情形时感到更加沮丧。

星期二，在都江堰聚源中学举行的纪念遇难孩子的一次非正式家长聚会，最终演变为愤怒的声讨会。一位与会的父亲，名叫刘立福（音），是石矿厂工人，抓过麦克分，开始呼唤正义。他的女儿叫刘丽，15岁，和当时还在上生物课的同学一起在地震中丧生。

“我们要求政府严惩那些和教学楼垮塌相关的凶手”，他高呼，“请在请愿书上签名，以便我们能找到真相。”

人群变得越来越激动。有些家长说，当地政府在几年之前就知道这所学校不安全，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有些人回忆说，地震后两个小时，救援人员就发现了聚源中学的情况，即便在当时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却在地震当晚10点停止了工作，直到第二天早晨9点才恢复搜救。

尽管没有官方统计的伤亡名单，家长们说，这所学校900名学生中只有13名孩子生还。罗管敏（音），一位怀中小心地抱着16岁女儿罗丹照片的农民，说道：“对学校教学楼质量有责任的人，应该被带到这儿枪毙。”

从上周末开始，四川南部的几个城镇出现了抗议者和官员之间的尖锐对抗。绵竹市福信第二小学遇难孩子的数百名家长，在星期天上演了一场事先并无准备的示威活动。一名官员试图向人们保证他们的投诉会认真处理，家长们围住了这名官员，朝着她大喊大叫，直到她晕倒在地。

第二天，绵竹市委领导走出办公室，同家长们谈话，试图阻止这些家长们向成都行进。成都是四川的首府，家长们认为他们可以在那儿得到上级政府对调查的支持。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双膝下跪，请求人们放弃上访，但家长们却朝他的脸上怒吼，接着继续上路。

后来，当人群逐渐汇聚成几百人时，有些家长同警察发生冲突，几人流血，几人因激动而颤抖。

示威者威胁要破坏政府意图树立的宣传形象，诸如政府对地震的快速反应、对15万解放军在灾区英勇救援行动的强调等等。内容审查人员通过国家控制的媒体阻止了对争议学校的详细报道，但是，那张蒋先生跪对示威者的图片，轰动了一些网络论坛，将全国的注意力再次带回到这一事件。

《财经》，作为中国最大胆的杂志之一，在最近一期的社论文章中呼吁政府部署对学校问题建筑的调查。新华社，作为官方通讯社，也发表评论文章说政府应该快速作出反应。

北京当局开始认识到这一事件的微妙之处。星期一，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承诺重新评估位于地震区域中的校舍，并补充说，那些在学校建设过程中偷工减料行为的负责人将会“严肃处理”。

四川当地的官员，也在外部压力下有所表示。

在北川，官员宣布对当地一所在地震中夺走1300名孩子生命的中学进行调查。

星期二，通过接受记者的电话访问，成都两名省上的官员誓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然而他们认为，全面调查暂时应该让位于对幸存者的救助。

“我们还没有对学校建筑的质量问题展开正式调查，但将来肯定会的，当我们完成对灾民的安置工作之后。” 四川省建设厅官员田丽雅（音）这样说到。

从事态爆发到现在这几天的观察来看，任何推诿都是对愤怒的家长们火上浇油。星期六，在同共产党官员面对面的接触中，家长们将绵竹市委副书记围在中央，称她为骗子，因为在副书记关于福信第二小学的灾情报告中，没有提及已经死亡的127名学生。

“为什么你不对我们做些好事？” 人们大声说道，“为什么要骗我们？”在接下来的20分钟，家长们一直都围着她大声喊叫，直到后来市委副书记被一名副手带出人群。

接下来的几天，这些家长将怒火转向了蒋先生。当蒋书记的答复不能满足家长们的要求时，他们开始向成都行进。蒋先生几次给人们下跪并请求他们停下脚步。“请相信绵竹党委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人们继续前行。

三个小时后，警察试图干预。在随后的冲突中，遇难孩子照片的碎玻璃致使几位家长流血。经过一番紧张的对峙，示威者同意坐上去德阳的大巴。在德阳，他们遇到了德阳副市长，这位副市长承诺第二天就展开调查。

“我希望你们能从悲痛中走出来，” 德阳常务副市长张金明在送离家长们时说，“政府将成立调查组并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聚源中学遇难孩子的家长说他们还没有听到都江堰政府的消息。一些家长说，学校的老师说家长将得到一笔可观的抚恤金——大概每位孩子4500美元，数倍于当地平均年收入——如果他们能停止日益引人注目的公共运动。

“我们不想要他们的钱，我们只是希望这种腐败行为得到惩处。”罗女生说，她是位农民，其他人点头表示赞许。许多家长表示，他们感到受了侮辱，因为地震后，不管是学校还是政府，都没有派人对他们表示慰问。

在都江堰的这次周二的聚会上，官方的唯一出场，是两辆满载消毒粉的卡车，在仪式开始时出现。当父母们点上蜡烛和香火时，一名工作人员开始对着废墟喷洒消毒药水，一股刺鼻的味道顿时飘散到人群之中。接着，也许是感觉到了人群中的不满，这位工作人员也离开了。

按照孩子所在的班级，家长们组织了起来，当他们排好队列后，开始互相倾诉各自的伤痛。“当他们将我的孩子救出时，他不停地要水喝，但他还是死了”，王朝平（音）说，手里拿着张护照般大小的16岁儿子王庭海（音）的照片。王朝平说，“他不是最好的学生，可喜欢体育。”

有些父母怀抱着孩子的照片和各种翻旧了的奖状，将它们放在孩子们丧生的废墟之上。男人们点燃鞭炮驱散邪灵，将纸钱揉在废墟中静静燃烧。

之后，扩音器开始播放哀乐，几乎与此同时，100多名失去了子女的母亲们放声痛哭，哭泣声淹没了哀乐。因为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这些母亲只有一个孩子。丈夫们也在默默地抽泣，现场一片无法抑制的悲痛之情。

“我们这么辛苦得抚养你，你却突然离开我我们，”一位妇女一边哭诉，一边用她的拳头击打聚源中学的废墟，“你走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啊？”

在聚源中学上学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大都为当地的农民和附近的工人，这些父母现在没有了家园和工作，同时，也没有了孩子。

许多人，和43岁的李平（音）一样，他们平时节衣缩食，以应对一日三餐和房费。

“我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我唯一的孩子身上，”李先生说，他因为慢性肝病已不能工作。“他们曾经答应在我们老的时候支持我们。”他情绪好了一点，但接着停下来说，“我们不是向政府要钱，我们只是希望他们告诉我们为什么孩子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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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巧，我在isaacmao的Blog上看到这个话题：就选举问题向台湾部落格朋友征问，其中有个问题是：

从你个人的思想经历，如何为中国的民主提供一些基本的建议

多名台湾部落格朋友不约而同地提到应该放开网络内容审查，以启迪民智。

kenworker说

讓各種訊息以及想法（呼應第一問）讓中國人民充分理解，則可能潛移默化地推動民主

pipperl说：

如果中國在社會或是網路管理上能採取容納多元的雅量及措施，我覺得對於民主的發展會有幫助的。

annpo说：

網路要開放，言論自由要開放。夠多的閱讀，夠多的接觸，讓人民能得到知識思考的機會，如此才能做出合適的判斷。才能真的去摸索出中國的民主。

我相信，让人们拥有更多的选择，接触多元的信息，天塌不下来，没有人愿意如同傀儡般的生活，更没有人愿意生活在谎言和恐惧的世界中。

原文：Poof The Magic Dragon
翻译：阿呆

中国或许是下一个超级大国，但它的一党制却问题多多。这个月初，当数百万人因中国中部和南部的暴雪之灾困在路上和火车站时，一党制的一些弊端便暴露了出来。

一些省份断电，很多地方饮用水和食物短缺。灾情非常严重，为此，中国总理温家宝作出道歉。国家领导人向公众道歉，在中国是罕见的。上一次是赵紫阳1989年向在天安门广场示威的学生道歉。

暴雪造成的混乱以及政府的回应凸显出中国当前体制的漏洞。令人目眩的经济增长和威权政府有效掩盖了困扰中国当前体系的诸多问题。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曾言之凿凿地指出，重大饥荒不会发生在民主体系之中。他援引印度作为例子，饥荒——例如1943年英属印度的饥荒——随着多党制民主体系的建立而消失。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在1958至 1961年间经历了其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近三千万人在共产主义旗帜下死去。这个类比还可扩大到天灾人祸常被隐瞒不报的当代中国。

据估计，中国660座城市中，五分之一的城市极度缺水，90%的城市面临水污染的问题。

两年前，两座主要城市——哈尔滨和广州——由于河流被国有工厂泄漏的化学品污染而断水数日。如果中国官员不恪尽职守，类似事故将会重演。经济学家业已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不平等情况日益严重，而且人口问题也日益难以驾驭。中国警方纪录显示，1994至2005年间，社会动荡骚乱事件增加了八倍。

据说，中国在提供硬件基础设施方面仍然领先印度，而且，在许多人类发展的指标方面，诸如卫生医疗和扫除文盲等，中国也遥遥领先于印度。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专制政权能力力排众议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然而，我们不认为这些成就有多么神奇，也不认为那些成就会让我们首肯专制统治。举个例子，森已经指出，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喀拉拉邦的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中国。喀拉拉邦不同寻常的纪录表明，只要提高识字率并建立健全公民社会，民主社会在人类发展方面可以和专制体系一决雌雄甚至击败专制社会。就这一点而言，不啻是对那些视中国为印度楷模的人以当头棒喝。

万维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民主气质的大众媒体。有句俗语说得好，新闻自由只属于媒体的拥有者。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受控于那些能买得起广播执照的有钱人。但是只要你拥有一台可上网计算机，你就能和亿万潜在的受众取得联系。

这个民主的万维网并非新近才出现的。1989年，英国计算机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爵士发明了万维网，他当时构想，每个人都能在万维网的平台上平等地交流。但是他的这一愿景，正在受到来自与通讯公司、有线电视公司以及其它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威胁，这些公司和服务商试图建立一种会造成互联网站层级体系的新的收费系统。大公司的站点能够支付起这项新费用，而与此同时，小公司的站点只能关门大吉。

蒂姆爵士，向来行事低调，最近为支持“网络中立性” 仗义执言，所谓“网络中立性”是指要求所有在万维网上的站点保持平等。一旦分层定价，这些鼓吹新费率体系的公司将定赚几十亿美元，正因与此，他们开始联合起来进行花言巧语般的游说和公关。但是，蒂姆爵士和其它网络中立性原则的支持者，也在鼓舞着越来越多的不同政治谱系支持者，这些来自于网络的支持者要求国会保持现有网络格局。

万维网，是蒂姆爵士在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作为科学家工作时发明的。万维网常常与互联网混为一谈。但像电子邮件之类，运行在彼此连接的计算机网络之上的大的网络才是互联网。蒂姆爵士架设了一个开放式的网站，允许任何人连接到网站，并开始接受和发送信息。

这种开放体系使目前已飞速发展的互联网商业和通讯应用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开放体系，使得彼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一个有时在家工作的不出名的程序员，能够建立起全世界的任何人都能够访问的在线拍卖站点——也就是后来的eBay。正是由于人们可以建立有着万维网前缀www，任何上网之人都能访问的互联网站，博客现象才有可能出现。

去年，AT&T首席执行官的一席话在网络世界激起轩然大波，他问到为什么网络站点就应该“免费使用AT&T的线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似乎可以为网站和他们的顾客牵线搭桥为由，向网站收费。那些承担不起这项新费用的网站还可访问，但速度很慢，或者干脆就会访问不了。

一个分层的互联网在许多方面都会带来威胁。比如说，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会封杀那些政治态度不合他们胃口的网站。即便服务商不会以网站内容为由施行歧视政策，接入费用还是会将那些小规模的、比较穷的站点自动边缘化。

想想在线视频吧，它们依赖于更快的网络速度。互联网用户现在可以看到一些家中有线电视系统没有的频道，比如BBC世界，他们还可以访问视频博客和视频站点，比如YouTube.com，在YouTube，人们可以上传自己创作的视频。而在分层计费体系下，互联网用户可能只能从几大大公司的频道中观看视频了。

蒂姆爵士预期将有很多伟大的互联网发明即将发生，其中许多都和视频有关。他相信有一天，正在车祸现场或者游行示威现场的人们，能够用手机拍下现场的照片，然后拼凑成一个关于当时情况的三维图像。像这一类的创新将会因为传送视频图像需要的高速带宽收费而夭折。

那些反对网络中立性原则的公司，一直在进行误导性的宣传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不许碰互联网”，看起来好像保护互联网现有形式的草根运动。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希望阻止政府对互联网的保护，这样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但是这场争论的另一方也有来自于大公司的支持者，比如Google和微软，因为他们也依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将服务放到网上，而新收费体系将会打击这类公司。反对新费率体系的阵营中也有来自于各色不同政治团体的支持者。基督教联盟主席，在这一问题上和moveon.org是盟军，最近反问，“一旦利欲熏心的有线电视公司董事会作出决定，不喜欢有利苍生的组织使用公司的高速网络去做有益天下生命的活动，那后果会是什么？”

免费使用网络的支持者已经蓄积了一些力量。一个名叫Savetheinternet.com的组织，声称其声援信已经收集了70多万人的签名。上一周，一项支持网络中立的两党联合法案，其提案人为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詹姆斯·森森布伦纳以及密西根州民主党人约翰·小柯尼尔斯，在众议院以压倒性的优势得以通过。

蒂姆爵士呼吁说，网络服务商也有可能被自己推出的分层收费系统所伤害。正因为网络为冲浪者、博客以及下载者提供了无限的远景，互联网才得以超常发展。用户是聪明的，民主的网站不会为只限于有钱企业的内容提供商支付费用。

“那根本就不是我们所说的互联网，”蒂姆爵士说，“那将是所谓的有线电视。”

当“辽宁西丰县委书记派警进京传拘记者”的新闻上一周在中国迅速传开之后，读者惊叹此举之胆大妄为——这些飞扬跋扈的芝麻小官这次确实太过分了。现在事态似已进入诉讼阶段，尽管西丰当局业已道歉，记者朱文娜还是表示她将起诉张志国。

但更令人不安的是，西丰案在中国并非特例，而是平常之事。这几年，“诽谤罪”的警棍多次狠狠地落在普通中国公民的身上——如彭水诗案、山西稷山公开信案以及河南孟州案。

这几个案例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以“诽谤罪”为由。这些案例都涉及县级干部滥用公权以平息异见、掩盖丑行以及打击政敌。专栏作家熊培云描述这种现象为“挟公权泄私愤”。

事实上，中国反复无常的县官们的故事由来已久。

郡县制建立于秦朝，而汉字“县”，则和秦帝国紧密相连。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他不但建立了郡县制，而且还统一了汉字书写体系。

在郡县制中，“县”只表示一种行政管辖权。公元二世纪儒学家许慎的著作《说文解字》中，“县”字实际上是一个倒悬的头颅——有注释者说，将犯人砍头示众，以效敬尤，这是残酷县级封建统治的例证。

根据南方都市报《县官专权的汉字溯源》一文的说法，汉字“县”的设计就是要让中国人心生寒意。这种说法是对县官们权力中暴力之因的最基本的解释。

还有文章认为，在秦朝，县官有时候还被叫做“破家的县爷”。

但同时，这些任性的县官们的故事又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样年轻。

近十年对GDP和经济增长率的强调几成偏执，地方官员为了一个漂亮的数字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地方领导人现在有了更大的权力，而相应的监督和制约却少了，在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地方领导人滥用公权也是必然。

地方干部为了达到经济（政治）上的目标，常常会越过法律的界限。如果他们的野蛮策略引起了上级行政部门的注意，后者往往会掩盖问题，以避免受到更高一级行政部门的审查。

在没有外部监督和制衡情况下，一位评论员最近说到：“监督者变成了同谋者”。

自古以来县官专权的传统和追求经济发展的政治压力，这两个因素合力形成了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权力病根。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在中国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历史问题，有句谚语说得好，“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在那些北京无暇顾及，远离省会的边远县城，地方领导就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摆弄公权——诸如警察、法院和检察官。

县，对普通公民而言，因此也成了最能全面感受政府权力的地方。随着普通国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社会问题已迫在眉睫，辽宁女商人赵俊萍的个人遭遇，已成为全国性问题。

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最近写道：

在我看来，当前官民冲突的增加，实际上体现了两种社会趋势：一是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它在本质上符合构建法治社会的全民共识；一是某些地方官员的权力膨胀，它从根本上阻碍实现”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理念，已经成为改革的负面因素。这两种趋势的交叉和碰撞，使得过去被掩饰的矛盾开始凸现出来。

这种趋势最近在中国一些县级政府屡屡炮制的“诽谤”案中清晰可见。而这些案件只是冰山一角，只有非常出格的地方非法之事才会泄露出来，并在全国媒体中得以报道。

这些诽谤指控，是地方官员对公民话语权和挑战其权威的舆论进行钳制的大胆尝试。

最近的西丰案和彭水诗案都进行了适当的报道，南方周末在去年的6月28日还报道了河南孟州案。

在这一案例中，孟州县的六位农民，由于散发揭露村营企业中经济问题的“正义的呼唤”的公开信，被当地县委书记以诽谤罪起诉，关押了六个月。

这些农民甚至先后两次被迫游街示众，这种做法不免让人想起文革。

“啊，又有官员被诽谤了，”在孟州案进入审理阶段时，专栏作家熊培云在南方都市报很快做出了反映。

熊培云的文章让我们了解到了发端于秦朝县级行政暴力，知晓了“诽谤”二字的根本性的扭曲。

公共空间的这种不幸转折，同样体现于“诽谤”二字的意义变迁。早在先秦时期，“诽谤”和今天的“批评”、“评论”一样，不过是个中性词，并不像秦以后那样让听者毛骨悚然。然而“焚书坑儒”以后，“诽谤”便基本上是死罪了。此后漫长的两千年，大概只有汉文帝为中国皇帝争了点光，在其治下曾经明令废止“诽谤” 法。到了武帝时期，“诽谤”不但重出江湖，反而更加酷烈。

汉字“谤”还和历代王朝都会树立在国都的著名的装饰柱——“华表”有着联系，通过华表，人们可以安全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些收集意见的柱子也叫做“谤柱”，或者“批评和意见之柱”，在有些场合，还被错误的翻译成“诽谤柱”。

在县级暴政背后潜伏着的深层次的国家问题，当然就是迫切需要的政治改革。在西丰“诽谤”案事发之后，专栏作家景凯旋写道，只有改革才是地方滥用公权顽疾的解毒剂。

试图拘捕《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的行动，在中国媒体中，激发了一场关于如何保障宪法第二章第35条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的讨论。景先生写道，宪政是很重要，但是我们还应讨论民主问题。

景先生认为，“在现代国家，宪政与民主是一体的。宪政解决的是权力的配置和制衡，民主解决的是权力的来源，也是根本的限权。”

他总结说，“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

有一点可以确信，如果没有深层次的政治改革，中国那些胆大妄为的县级干部将会继续胡作非为，而不受任何惩罚。当越来越多觉醒的民众想要表达他们的意愿之时，这些干部还会故伎重施，我们可以料到，将会有更多的“诽谤”案浮出水面。

法律，毕竟掌握在那些无视法律的人的手中。

熊培云对这一问题的总结可谓简洁，他在去年河南孟州案时，借用法国革命家罗兰女士的话说，

“啊，诽谤，多少罪恶假汝以行！”

相关阅读：

重庆彭水诗案，南方都市报，2006年10月19日
祸从“诗”降，南方周末，2006年10月19日
“重庆警方承认逮捕讽刺诗作者一事存在错误”，中国媒体项目，2006年10月26日
“彭水诗案告一段落”，danwei.org，2006年10月26日
“彭水诗案”，东南西北，2006年10月21日

呵呵，下面就是我的翻译，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繁荣未惠及到的穷人生活

霍华德·W·法兰西

中国杨庙（译注：杨庙为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下属乡镇）——每当78岁的李恩兰（音）生病的时候，她都不买西药，而是就近从树林中采些药草了事。这并非她的哲学观念使然。她从来没有看过医生，和这一地区的许多居民一样，偶尔进行实物交易，甚少使用、接触现金。

“我们有吃的，但从不充裕，”李太太说。“但至少，我们没有挨饿。”

李太太所在的地方属河南省南部地区，在这一地区的很多村庄，人们由于太穷，冬天无法取暖，并且缺少诸如自来水等基本舒适的生活条件。手机，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作为一个向上流动的象征几乎无所不在。但在这里，手机被视为不可能的奢侈品。这里的人们，常常以“我们是穷人”这样一个在当今中国并不希奇的话开始交谈。

在最近几十年，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脱贫的人数是很多。但是，像河南省南部地区这样长期存在的贫困，也符合世界银行的一项最近研究成果的发现，这项研究认为在中国依然有3亿贫困人口——三倍于世行之前的估计。

在中国的边远地区和边缘社会，贫困问题最为严重，不管是山区还是边远沙漠地区，或者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相对其他人而言，这些地方的人们从国家持久的经济增长中获利甚少。

但在河南省这样一个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也存在贫困问题，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新的财富却在一省之隔的蓬勃发展的沿海地区招手示意。

“河南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接近1亿人口，那儿的土地养活不了这么多人，”中国贫困问题专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协理阿尔伯特·盖保德 (Albert Keidel)说，“河南省被视为产量区，但一直以来，中国种谷物和其他行当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同样一公顷土地，如果种蔬菜、养鱼或者采油的话，利润不可同日而语。”

其他专家认为，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往往流向沿海地区，河南以及其它中国内陆地区的人口稠密地区常被排除在外，而各种扶贫措施收效甚微。最典型的情况是，据这些地区的百姓反映，补助给他们的钱被当地腐败的官员挪用了，这些官员要么将扶贫款装入自家腰包，要么就转做商业投资。

矛盾的是，这些地区的百姓说，他们之所以不受重视，恰恰是因为他们毗邻东部的主要经济中心。他们被迫自谋生路，是因为有这样一种理论认为，他们可通过外出打工或其它形式将财富从外省带回家乡。

中国经济研究所（位于北京的非政府组织）副主任王小鲁说，“最初国家的扶贫政策集中在相对而言更贫困的中国西部地区，比如甘肃、青海或者贵州。”，他还说， “此外，边疆地区情况更加复杂，因为如果那里出什么差错的话，就会变成比贫困更大的问题了，这也是政策会向这些地区倾斜的原因。”

在河南的农业县固始，有140万农村人口，其中7万3千人的生活水准低于官方一年94美元的贫困线标准，1年94美元，被认为就能够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包括维持每天2000卡路里的日常饮食。王先生说，“我们应该牢记，这一贫困标准实在是太低了。”王先生的这种观点和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相左。

在河南，更多的人生活在官方的贫困标准与世界银行长期使用的每天1美元的贫困标准之间。上个月，在重新调查了美元的购买力之后，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有三亿贫困人口，而非先前的一亿。新的标准是根据经济学家所说的购买力平价而设定的。经过重新计算，中国的经济总体规模也萎缩了四成。

不管统计数字怎么说，这里的农民依旧在贫困深渊中挣扎，这些农民是最早告诉外界这一情况的人。固始县的农民们说，这几年中央政府高调推行的提高农民收入的举措，对他们的生活确有影响，但效果不显著。这些政策包括取消农业税、免费农村义务教育，还有新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计划。这些出现在文件上的措施，与之前相比，对农村的穷人更加慷慨和关照。

由于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数农民和现金经济只有一丝联系，免税就和他们关系不大。（译注：显然，作者对中国免除农业税理解有误。中国之前免除的农业税，交税数额不管收益如何都按照同一比率来定，和交易过程中的税赋无关。）很多人说，即使免除了学费，他们仍要忍受学校迅速增加的其他费用。同样，还有人说，参加农村养老体系的费用和农村医疗保险计划中需要农民承担的费用，超出了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

55岁的妇女周芝雯（音）是杨庙人，她家的砖瓦房显示出她家的情况要比村里住土坯房的其他人好些，她说，“我们太穷了，我们种的粮食只够自己吃的，没有余粮。我们再也不用交农业税了，可生活并没有改善很多。”

当问及她如何打理这个家庭时，周女士说，她的亲戚在外打工，有时会接济接济。“如果在家就能过好，谁想出去打工，”她说，“我们这儿的年轻人现在都在外打工。”

在许多村民看来，中央政府并不了解像他们这种地方的农村实际情况，而当地政府中充斥着贪官，这些官员将扶贫资金挥霍一空，或者将钱塞进自家口袋。

35岁的张油坊村民李广义（音）说：”普通百姓不会从扶贫项目中得到任何好处，救济款咋会到我们手里？都是先救济那些大发国家苦难财的当官的。”

戴维•道勒，一名驻北京的世界银行官员，并不看好中央政府在扶贫中的作用，他认为，各个地方的扶贫效果，和当地官员是否能创造出吸引投资的环境有很大关系。

他说，很多贫困人口，都是那些缺少外出打工人员或者劳力的人家。“贫困常常和疾病、事故伤害或者缺少劳力有关，”道勒先生说，“中国政府依旧按照传统模式帮助农村发展，但如果劳力太少，就应该着手建立社会安全网络系统。”

在固始县，即便那些有家人在东部地区打工的家庭，也在贫困生活中挣扎，而且外出打工人员的情况并不稳定。

33岁的申柯霞（音），和丈夫一起离开家乡，到中国繁华的沿海城市杭州打工。最近，因为要生第二个女儿，申柯霞一家人回到了家乡。她和丈夫盘算着只要这个女儿长大些，就把两个孩子都留给自己年迈的父母照顾。
“如果我的公公婆婆生病了，我们就走不开了，”她说，“我们回家生孩子，是因为我们负担不起在杭州的费用，但如果我们有钱，我们就不会回来。”

北京（美联社）——起初，当发现自己的博客日志无缘无故的消失时，刘晓原（音译）只是非常愤怒。后来，他决定做一件与他有着同样遭遇的人极少做的事。他决定起诉他的博客服务商。

“每次看到我的日志被删除后，我都感到非常气愤和不平，”名叫刘晓原的43岁北京律师说，“这种做法非常不尊重人。”

刘晓原的遭遇并非个案。对中国1.62亿网民而言，上网冲浪就像穿越障碍训练场，因为有些网站被屏蔽，搜索结果被过滤，还有，帖子动辄消失。

那些关注死刑、腐败以及法制改革等敏感话题的博客日志，比如刘先生的，往往会被关键词过滤系统自动拒绝。有些时候，这些博客日志会被网络公司聘请的审查人员人工删除。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的敏感时期，当局就他们认为是潜在政治威胁或者潜在不稳定因素的网络内容，进行比平常更加宽泛地搜索和处理。

“你所看到的这次清理行动是史无前例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互联网项目主任肖强（音译）说，“他们强令大多数互动网站歇业，关闭了互联网数据中心。这些措施以前他们没有使用过。”

成千上万的网站，由于运行着网络服务器的互联网数据中心被关闭的原因，在八九月间突然从互联网的世界中消失。在三个城市，有些服务还被暂时隔断，同时，一些交互网站已被关停，直到大会闭幕。

在五年一次的党代会召开前夕，当局严厉打压舆论多少显得不同寻常。

在日益网络化的中国，以前常出现在更自由的香港媒体上的政治流言和各种揣测，现在常源发于中国的网络空间。

在党代会期间，正是评论、揣测和说闲话的大好时机。“谁要上去了？谁要下来了？谁即将退休？谁要进政治局？在互联网时代，失败者并不必然悄无声息地下台。”肖说。

政府已经建成了一个监控的混合体系，包括用软件过滤不合时宜关键词，屏蔽黑名单上的网站。政府的审查人员，也就是网络保姆，上网查找色情、反动和其他非法材料。主要门户网站，比如搜狐、新浪，也自己雇佣审查人员以确保网站内容没有违规。

由剑桥、牛津、哈佛以及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组成的名为开放网络的合作机构说，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对政治网站进行大规模过滤的国家之一。伊朗、缅甸、叙利亚、突尼斯以及越南也对政治性内容进行严格屏蔽。

记者无国界组织在最近的一个报告中说，中国互联网审查体系“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是对网络自由精神的一种侮辱。”

那些不遵守审查命令的商业网站被非难、罚款、强迫解聘犯错的雇员，或者干脆被关闭，这家位于巴黎的国际组织说，还有一套记分系统追踪那些已顺从的网站，如果犯错次数过多，就有吊销营业执照的危险。

为了表示对网络管理的决心，政府将那些在网络上电邮、张贴或者存取政治性敏感内容的人员投入监狱。记者无国界组织说有50名中国“网络异见人士”仍在大牢之中。

专家说，所有这些控制，在网络中不断强化着让大多数网民恐惧和顺从的气氛。

而一旦自我审查失效，“搜狐们将替你进行自我保护，”香港大学新媒体专家丽贝卡·麦金农说道。

刘先生，北京的律师，不想被保护。他试图以违背合同为由起诉搜狐，因为搜狐删除了九篇他的博客日志。

杨蓓（音），搜狐公司发言人，说搜狐公司不对这起诉讼进行评论。

刘先生坚持认为他的日志内容符合搜狐的用户条约，也符合中国法律。他说，相同的内容，他贴到新浪博客上就没事。他并不要求赔偿，只要求搜狐公司恢复他的日志。

八月，一个北京地方法院拒绝受理刘先生的起诉，说没有达到立案标准。他的上诉正在等待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处理。

尽管在管制之下，中国的网络空间依旧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动态环境，有在线拍卖、电影和音乐下载、巨大的虚拟游戏人口，甚至还有关于社会和政治问题激昂辩论，尽管这些辩论通常是以十分保守的口气进行的。

“你不能说天安门坦克”，肖解释道，“你要说进到城市的拖拉机。你不要说新闻自由，你要说新闻专业主义”。

对这种含蓄谈话的焦虑，很有可能就是数个数据中心上个月被关闭的原因。此举影响了成千上万的小型个人和商业网站，并对几百万其他用户发出警告。数据中心被勒令关闭，只是大会前期大规模净化网络环境行动的一部分。

麦金农说政府看起来有点担心这些被暂时关闭的小网站中会有什么东西会“跳出来击败整个政权”。

就职于中部城市洛阳紫田数据中心的一名员工说，他们公司的网络服务8月23号下线，9月5号恢复。他们接到中国电信的通知说，一些交互网站，比如论坛和博客，要一直关闭到大会结束。

上海外高桥互联网数据中心的一名姓唐的员工说，他们公司接到中国电信附属机构的通知后，在9月3日到14日关闭了服务器。同样，客户被告知说，他们的交互性网站将在大会结束后重新开放。另外一个东南城市，汕头，也在同一时间段关闭了数据中心。

一个中国博客作者在其名为“月光”的英语博客中，以“Chinese Internet censorship goes crazy”为题对一系列关闭网络数据中心的现象进行了报道。

肖先生说，这些措施是有意加重的。

“这是杀鸡儆猴，现在其它互联网数据中心服务商都吓得哆嗦。”他说。

中国信息产业部，中国管理互联网的主要政府部门，以及中国电信，都没有对记者请求就互联网数据中心关闭事件进行评论的要求作出回应。

与此同时，那些被审查过的博客作者说他们的博客已被“和谐”，作为对胡主席建设和谐社会的响应。

一个讽刺性的博客，名叫“秀才”，在9月4日，贴出一个恶搞横幅广告，写道，“祝贺十七大胜利召开，共同构建和谐社会。秀才是个好同志。这个站点暂时关闭评论和论坛功能。”

两周后，秀才还是取下了这个横幅广告。

By DAVID BARBOZA

纽约时报记者 戴维•巴博札
GUANGZHOU, China — Nearly a decade after some of the most powerful companies in the world — often under considerable criticism and consumer pressure — began an effort to eliminate sweatshop labor conditions in Asia, worker abuse is still commonplace in many of the Chinese factories that supply Western companies, according to labor rights groups.

发自中国广州——近十年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公司迫于大量外界批评和消费者的压力，开始致力于改善在亚洲血汗工厂工作的劳工的恶劣工作条件，十年后的今天，来自劳工权利组织的消息说，虐工现象依旧在作为西方公司供应商的中国工厂中普遍存在。

The groups say some Chinese companies routinely shortchange their employees on wages, withhold health benefits and expose their workers to dangerous machinery and harmful chemicals, like lead, cadmium and mercury.

这家组织说，有些中国公司常常克扣雇员工资，扣留劳保，并且让他们的工人直接暴露于危险的机器和有害的化学物品之下，比如铅、镉以及水银。

“If these things are so dangerous for the consumer, then how about the workers?” said Anita Chan, a labor rights advocate who teaches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We may be dealing with these things for a short time, but they deal with them every day.”

“如果这些东西对于消费者而言是危险的，那么对于那些工人呢？”劳工权利倡导者，澳大利亚国家大学教师安妮塔•陈说到，“我们可能接触这些东西很短的一段时间，但工人们却要每天和它们打交道。”

And so while American and European consumers worry about exposing their children to Chinese-made toys coated in lead, Chinese workers, often as young as 16, face far more serious hazards. Her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near Hong Kong, for example, factory workers lose or break about 40,000 fingers on the job every year, according to a study published a few years ago by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因此，当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担心他们的孩子接触了中国制造的涂有铅的玩具时，中国的工人，通常都是16岁左右，正面对着比那多得多的严峻危险。举个例子，据上海社科院几年前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毗邻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人们每年因工丧失或者被截断的手指约有4万根。

Pushing to keep big corporations honest, labor groups regularly smuggle photographs, videos, pay stubs, shipping records and other evidence out of factories that they say violate loc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worker standards. In 2007, factories that supplied more than a dozen corporations, including Wal-Mart, Disney and Dell, were accused of unfair labor practices, including using child labor, forcing employees to work 16-hour days on fast-moving assembly lines, and paying workers less than minimum wage. (Minimum wage in this part of China is about 55 cents an hour.)

劳工组织经常从他们认为违反当地法律和国际用工标准的那些工厂中，偷偷拍照、录像，获取薪水存根，然后将这些记录和其他证据带出这些工厂，正是这些证据，促使着大公司不敢弄虚作假。2007年，很多著名国际大公司（包括沃尔玛、迪尼斯以及戴尔）在中国的供应商，被指控不公正用工，诸如雇佣童工，强迫雇员每天在高速运转的组装流水线工作超过16小时，以及支付给工人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薪水（在中国珠三角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是55美分/小时）

In recent weeks, a flood of reports detailing labor abuse have been released, at a time when China is still coping with last year’s wave of product safety recalls of goods made in China, and as it tries to change workplace rules with a new labor law that took effect on Jan. 1.

最近几周，发表了很多详细涉及劳工虐待的报告，而与此同时，中国依旧在全力应对去年出现的因中国制造的产品安全而引起的商品召回问题，同时，中国试图改变工厂的规章制度，一个新的劳工法已在今年元月一号生效。

No company has come under as harsh a spotlight as Wal-Mart, the world’s biggest retailer, which sourced about $9 billion in goods from China in 2006, everything from hammers and toys to high-definition televisions.

最近，没有一家公司能和沃尔玛公司一样，被置于严厉的公众舆论批评之中。沃尔玛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它在2006年从中国采购了超过9亿美元的货物，这些货物几乎无所不包，从榔头、玩具到高清电视。

In December, tw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or NGOs, documented what they said were abuse and labor violations at 15 factories that produce or supply goods for Wal-Mart — including the use of child labor at Huanya Gifts, a factory here in Guangzhou that makes Christmas tree ornaments.

在去年12月，两个非政府组织，或NGO，发表文件说，在为沃尔玛生产或者供应商品的15家工厂中，存在着虐待或者违规用工的现象，比如广州专门生产圣诞树饰品的环亚礼品公司，存在着雇佣童工的现象。

Wal-Mart officials say they are investigating the allegations, which were in a report issued three weeks ago by the National Labor Committee, a New York-based NGO.

这些信息是一家总部设在纽约，名叫国家劳工委员会的非政府组织三周之前发布的。沃尔玛官员说，他们正在调查这一指责。

Guangzhou labor bureau officials said they recently fined Huanya for wage violations, but also said they found no evidence of child labor.

广州市劳动保障局的官员说，他们最近已对环亚违反工资政策的行为作了处罚，但同时也说，他们没有发现雇佣童工的证据。

A spokesman for Huanya, which employs 8,000 workers, denied that the company broke any labor laws.

环亚公司共雇佣工人8000人，公司发言人认为环亚公司没有违反任何劳动法规。

But two workers interviewed outside Huanya’s huge complex in late December said that they were forced to work long hours to meet production quotas in harsh conditions.

但有两个工人，十二月底在环亚公司巨大复杂的工厂外接受采访时说，他们被迫在刺耳的环境中工作很长时间，这有这样才能完成额定的工作量。

“I work on the plastic molding machine from 6 in the morning to 6 at night,” said Xu Wenquan, a tiny, baby-faced 16-year-old whose hands were covered with blisters. Asked what had happened to his hands, he replied, the machines are “quite hot, so I’ve burned my hands.”

“我要在塑料制模机前从早晨六点工作到晚上六点，”徐文泉说道。他是一个瘦小、长着娃娃脸，16岁左右的少年，双手满是水泡，当问及他的双手发生的情况时，他回答说，机器“很热，所以我的手烫成这样了”。

His brother, Xu Wenjie, 18, said the two young men left their small village in impoverished Guizhou Province four months ago and traveled more than 500 miles to find work at Huanya.

他的哥哥，徐文杰，18岁，介绍说，他们兄弟俩4个月前离开贫困的贵州小村庄，经过500多英里的旅行，最后在环亚找个份工作。

The brothers said they worked 12 hours a day, six days a week, for $120 to $200 a month, far less than they are required to be paid by law.

这弟兄俩说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上6天班，月收入120美元到200美元，远低于法律规定的应付工资。

When government inspectors visit the factory, the young brothers are given the day off, they said.

当政府的检查员来工厂的时候，据这对年轻的兄弟说，他俩就会在当天放假休息。

A former Huanya employee who was reached by telephone gave a similar account of working conditions, saying many workers suffered from skin rashes after working with gold powders and that others were forced to sign papers “volunteering” to work overtime.

一位前环亚雇工在接受电话访问时，描述了类似的工作环境，他说很多工人在工作时接触金粉后浑身起皮疹，有些工人还被迫签写“自愿”加班的文件。

“It’s quite noisy, and you stand up all day, 12 hours, and there’s no air-conditioning,” he said. “We get paid by the piece we make but they never told us how much. Sometimes I got $110, sometimes I got $150 a month.”

“环境很吵，而你却要整天忍受，一天工作12小时，并且厂房中没有空调，” 他说，“我们是计件发工资，可他们从来不告诉我们干了多少。有时候我一个月能得到110美元，有时150美元。”

In its 58-page report, the National Labor Committee scolded Wal-Mart for not doing more to protect workers. The group charged that last July, Huanya recruited about 500 16-year-old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work seven days a week, often 15 hours a day, during peak production months for holiday merchandise.

在这份58页的报告中，国家劳工委员会斥责沃尔玛在保护工人方面无所作为。这个组织控告说，去年七月，也就是生产假日商品最高峰的时候，环亚招募了大约500名16岁左右的高中生，让他们一周做工七天，一天15小时。

Several students interviewed at the Guangzhou Technical School, less than two miles from Huanya, confirmed that classmates ages 16 to 18 had spent the summer working at the factory.

在离环亚不到2英里的广州技术学校，几名学生接受了采访，他们证实说，很多16岁到18岁的同学整个暑假都在环亚的工厂打工。

Some high school students later went on strike to protest the harsh conditions, the report said. The students also told labor officials that at least seven children, as young as 12 years old, were working in the factory.

报告中还提到，有些高中生后来想通过罢工以抗议恶劣的工作环境。这些学生告诉劳工官员说，在他们打工的那家工厂中，至少还有7名12岁左右的小孩。

“At Wal-Mart, Christmas ornaments are cheap, and so are the lives of the young workers in China who make them,” the National Labor Committee report said.

“在沃尔玛，圣诞节的饰品是廉价的，在中国生产这些饰品的年轻工人的生命也是廉价的，”国家劳工委员会的报告写道。

Jonathan Dong, a Wal-Mart spokesman in Beijing, said the company would soon release details of its own investigation into working conditions at Huanya.

乔纳森•董，沃尔玛在北京的发言人，说公司将很快公布他们自己对环亚工作环境的调查详情。

Labor rights groups have also criticized Disney and Dell. Officials of Disney and Dell declined to comment on specific allegations, but both companies say they carefully monitor factories in China and take action when they find problems or unfair labor practices.

劳工权利组织也对迪尼斯和戴尔进行了批评。迪尼斯和戴尔的官员婉拒了对这些批评发表评论。但两家公司都说他们一直在很小心监督着中国的工厂，当他们发现问题或者不公用工的情况时，就会采取措施。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and its affiliates take claims of unfair labor practices very seriously and investigates any such allegations thoroughly,” the company said in a statement. “We have a strong commitment to the safety and well-being of workers, and fair and just labor standards.”

“迪尼斯公司及其附属机构非常严肃地对不公用工发出声明，并且会对任何这种指责进行彻底地调查，”迪尼斯公司在一个声明中说，“我们一直承诺为工人提供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公平合适的劳工标准。”

Many multinationals were harshly criticized in the 1990s for using suppliers that maintained sweatshop conditions. Iconic brand names, like Nike, Mattel and Gap, responded by form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perations and working with contractors to create a system of factory audits and inspections. Those changes have won praise in some quarters for improving worker conditions.

许多跨国公司都被严厉指责曾在20世纪90年代选择血汗工厂作为他们的供应商。一些标志性的品牌，诸如耐克、美泰玩具以及嘉普，通过组成企业社会责任组织，并与承包商建立工厂审计和检查制度，作为对这些指责的回应。这些变化，在一些致力于改善工人条件的人们中，赢得了赞誉。

But despite spending millions of dollars and hiring thousands of auditors, some companies acknowledge that many of the programs are flawed.

但是尽管花费了上百万美元，雇佣了成千的审计人员，一些公司还是坦承许多程序中存在瑕疵。

“The factories have improved immeasurably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says Alan Hassenfeld, chairman of the toy maker Hasbro and co-chairman of Care, the ethical-manufacturing program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Toy Industries. “But let me be honest: there are some bad factories. We have bribery and corruption occurring but we are doing our best.”

“在过去几年中，工厂取得了不可估量的进步，” 玩具制造商孩之宝主席艾伦•汉森菲尔德说道，他同时还是Care计划的联合主席，Care是玩具行业制造伦理国际委员会运行的一个计划。艾伦还说：“但我说实话，确实有一些无良工厂。我们有贿赂和腐败现象的发生，但我们正竭尽所能。”

Some factories are warned about audits beforehand and some factory owners or managers bribe auditors. Inexperienced inspectors may also be a problem.

一些工厂会在审计前得到提醒，一些工厂老板或经理会贿赂审计人员。没有经验的检查人员也可能是一个问题。

Some major Western auditing firms working in China even hire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work during the summer as inspectors, an indication that they are not willing to invest in more expensive or sophisticated auditing programs, critics say.

批评者说，有些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西方大审计公司，甚至聘用美国的大学生在暑假的时候担任检查人员，表明他们不愿意在昂贵或者复杂的审计程序上面多投入一些。

Chinese suppliers regularly outsource to other suppliers, who may in turn outsource to yet another operation, creating a supply chain that is hard to follow — let alone inspect.

中国供应商常常外包给其他供应商，而其他供应商可能反过来又外包给其他供应商，创造出一个很难追踪的供应链——更别说检查。

“The convoluted supply chain i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underestimated and unrecognized risks in China,” says Dane Chamorro, general manager for Greater China at Control Risks, a risk-consulting firm. “You really have to have experienced people on the ground who know what they’re doing and know the language.”

“错综复杂的供应链，可能是一个在中国最被低估和未被认识的风险，”风险咨询公司大中国区总经理丹•查莫洛说，“你必须真正拥有当地人的生活经验，并且通晓当地语言。”

Many labor experts say part of the problem is cost: Western companies are constantly pressing their Chinese suppliers for lower prices while also insisting that factory owners spend more to upgrade operations, treat workers properly and improve product quality.

许多劳工专家说，问题的部分原因是成本。西方公司常常一面要求中国供应商降低价格，另一方面却要厂家花钱更新设备，善待职工，提高产品质量。

At the same time, rising food, energy and raw material costs in China — as well as a shortage of labor in the biggest southern manufacturing zones — are hampering factory owners’ ability to make a profit.

于此同时，中国的食品、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不断上涨——除此之外中国南方最大的制造区还出现劳工短缺的情况——这些都对工厂利润造成影响。

The situation may get worse before it improves. The labor law that took effect on Jan. 1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to dismiss workers and creates a whole new set of laws that experts say will almost certainly increase labor costs. Yet it may become more difficult for human rights groups to investigate abuses. Concerned about the growing array of threats to profitability, as well as embarrassing exposés, factories are heightening security, harassing labor rights groups and calling the police when journalists show up at their gates.

在这些因素得以改善之前，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元月一号生效的新劳动法，会让招工更加困难，劳动法建立了一个新的法律体系，专家们说，这个体系肯定会增加用工成本。然而，人权组织调查工厂虐待现象的难度也可能增加了。考虑到不断增长的对盈利能力的威胁，以及令人尴尬的曝光，工厂提高了警惕，开始阻扰劳工权利组织，当记者出现在大门口时，就叫来警察。

At the center of the problem is a labor system that relies on young migrant workers, who often leave small rural villages for two- or three-year stints at factories, where they hope to earn enough to return home to start families.

这个问题的核心问题是现在的劳工制度依赖于年轻打工者之上，这些年轻的打工者常常背井离乡，在工厂中省吃俭用两三年，希望能有所积蓄，然后返乡重新开始家庭生活。

As long as life in the cities promises more money than in rural areas, they will brave the harsh conditions in factories in this and other Chinese cities. And as long as China outlaws independent unions and proves unable to enforce its own labor rules, there is little hope for change.

只要城市能提供给比农村更高的收入，这些年轻的打工者将在中国的这个或者那个城市中，勇敢地面对糟糕的工作环境。只要中国禁止成立独立工会，并且无力落实各项法律法规，这个问题基本没有希望得以改变。

“This is a problem that has been difficult to solve,” Liu Kaiming, th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n Contemporary Observation, which aids migrant workers in nearby Shenzhen, said of sweatshop labor. “China has too many factories. The workers’ bargaining position is weak and the government’s regulation is slack.”

当谈论到中国血汗工厂中的劳工时，当代中国观察研究所主任刘开明说，“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当代中国观察研究所致力于为深圳周边地区的农民工提供援助。“中国有太多的工厂，工人们讨价还价的地位还很低，并且政府监管不力。”

There is little that any Western company can do about those issues, no matter how seriously they tak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other than leaving China.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是任何西方公司能做到的，那就是无论情况怎样糟糕，他们都应当承担各自的社会责任——而不是离开中国。

现在论文基本定稿，工作也有了着落，我也有了写博客的闲情。

其实写也罢，不写也罢，都是自己状态的反应，只不过把有些事写出来，不会让自己变得封闭，多一个倾诉沟通的渠道，也可让朋友们有个聊天的话题。这段时间，虽然没有更新博客，但每天上网时，必做功课之一就是到抓虾网看看订阅的博客，也算是有来有往，在朋友们的文字中，我感觉到了每个人面对压力时的态度。我在屏幕前偷窥着别人“压力测试”的同时，慢慢地对自己这种逃兵般的消失感到不堪。是啊，怎么差距就这么大捏？

不多说了，更新着先，不管内容质量如何，混个脸熟再说。

这让我感到Google的伟大和可怕，它居然将整个地球的卫星图片免费提供给网民，它又居然将部分地图三维化，不仅有经度纬度，现在有高度。看看照片中的兰山，就知道这个工程是多么庞大，想想看，地球上有多少座山？
想象一下将来Google Earth的用法吧，或许，我们可以用Google Earth来次虚拟旅游。